吕坤在明代还开展了“移风易俗”活动。移风易俗，即改变旧的风俗习惯。语出《荀子·乐论》。“风俗”一词，《辞海》指历代相沿、积久而成的风尚、习俗。习惯上，人们将由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，称之为“风”；而将由社会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不同，称之为“俗”。“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”，风俗因时因地而异,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原有的不适宜部分，也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，即所谓“移风易俗”。
西汉经学家刘向认为“世异则事变，事变则时移，时移则俗易。”（《说苑·杂言》）相对于法律、政令等的强制性，风俗对社会的整合作用是潜移默化、精神渗透，是一种“软控制”。自古以来，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对民风民俗的引导。《诗周南关雎序》云：“美教化，移风俗”。《史记李斯列传》曰：“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。”汉王朝视“风俗”攸关国运兴衰。汉武帝把“广教化美风俗”提到了安邦治国的高度，希望通过“齐整风俗”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掌控，维系汉王朝的大一统。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一生的政治理想。风俗随时代发展要革故鼎新，若没有移风易俗，便很难代之以进步的社会生活方式，形成文明新风尚。
一
吕坤“移风易俗”的首要任务是崇尚节俭，婚丧简办，政务简从。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四月间，吕坤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时，颁布《禁约风俗》。他提出：“照得风俗俭奢，系小民生死。”即是说风俗俭朴还是奢侈，关系着小民百姓的生死。他指出，自万历十二年以来，五谷不丰收，万民艰难困苦，或逃荒的满路，流落他乡；或饿死在沟壑，暴露尸体；或父母痛哭，杀食儿女；或聚众抢掠，丧命监牢。假如在丰收年景醉饱风流之余，积存些布匹粮食，哪至于到灾年吃糟糠土石，冻死饿死呢？即使是富贵人家，如果能崇尚朴素，散发多余的钱财，赈济饥民，为子孙留多少阴德，在世间传多少美名!老成安静是君子的品德，夸张炫耀是儿童的见识。以此观之，节俭都是美好的习俗，奢华都是邪恶的心性。
吕坤首先从婚丧简办上入手。他深知婚事大操大办、漫天索要天价彩礼的危害，他在《恶风十戒》中指出，男婚女嫁本为了生养子孙，岂能以此来贪财求富？女子出嫁需要费用，女家争要财礼，虽不符合礼义，然而《大明会典》尚有多不过十两的规定。向女家索要赔送钱财，何处有明文规定？近来恶婆贪婿，行礼下财，一切都很贪鄙吝啬，媳妇过门之后，原来出的定礼、节礼、衣物，要从新妇身上找寻回来，抱怨嫁妆不厚不多，又将新妇作践。媳妇一过门，每年的节日礼物，平时往来馈送，稍不遂婆家之意，或不许新妇与娘家往来，或对其经常打骂。有致媳妇病死的，有被逼迫自尽的。不想想人家养女一场，千辛万苦，女儿来后替我家生子做活，又让人家赔钱受气，这样做是个良心灭绝的人，是廉耻丧尽的东西。所以江南有溺死女婴的习俗，就是因为这些事伤了人心。以后女家赔送供给，多少有无，各从其便。凡有因索要财物而致伤人命的，公婆枷拶，在乡城市游行，其丈夫依法重治。还要将女家赔送的衣服首饰，过节过年时送给男家的各种物品，全部退还，虽变卖家产，也不准饶恕。
为此，吕坤在《禁约风俗》中明确规定了婚丧事的操办金额，倡导婚事新办、厚养薄葬。聘娶媳妇的费用，总的来说，富户不超过五十两，贫户不少于五两。嫁女的费用，总计富户不超过一百两。如有的人因为爱女儿，分给她一些财产，或过门后给女婿家供应一些生活费，或送一些荆钗布裙之类的物品，各随其便。那些没有益处的锦绣装花、刻丝捺纱、被褥枕头，及一切过分奢华夸耀于人的东西，都要革除。违犯的，乡约检举，升为上户，派重差。丧礼为了表达哀思之情，办丧事表示对死亡这件事的重视，除了衣服被褥棺椁之外，只有朝夕哭泣祭奠摆放食品而已。近来有丧事的人家，棺罩常要花费很多钱，纸札的祭品常常摆一里路长，出殡前要搭台棚，唱戏请客，出殡时又用绫帛梭帕收头，欠债借钱，只为了人们看到称赞，孝子看到只会忘记哀痛，自陷十恶之罪。今后要遵照家礼的规定，棺罩用纸做，死者身份尊贵的可以用绢纱，不许赁借。听说是赁借的，要重加责治，棺罩要焚烧。居丧期间不许用戏子唱戏。下葬的日子喝酒，在葬地大声欢闹，这和夷狄有什么不同？乡约严行禁止，违犯的以不孝论处。居丧的人家，原来没规定有祭礼，现在这种祭奠的习俗已流传很久了，难以一律裁除，应酌情处理。至于盘花果罩、仿飞禽走兽制造的工艺品、绫罗制作的幡盖、金缎制成的旗帜，纸扎的人物等，一切禁止。敢有违犯的，巡捕人员捉拿送到官府，罚谷五十石送到边疆，取到收仓的回条后才将犯人释放。
其次，吕坤要求一切政务轻车简从。他规定，官吏上任时的公宴，只用鼓乐一次，以后不用。至于小唱、戏子，公庭中要绝去踪迹，缙绅知理守法，自然要节俭。一些养成奢靡习俗的士人民众，如果不遵守规定，或用歌舞杂技艺人和戏子，或者连摆十台五台看席，用五色绢帛结采的，允许众人告官，违犯者升户三等，仍罚谷备赈济之用。公务酒席，近来接到朝廷依准的条例，蔬菜和肉肴不许超过五种。现在两院三司公私的酒席，只设食果五碟、小菜五碟、素菜五碗、肉菜五碗、干鲜果品五碟、点缀菜肴五碟，汤饭三道，立饮攒盒全席一盒，其他的粘果、糖桌、花枝、筋签等都不用。
吕坤深知移风易俗的难度，在颁发的《禁约风俗》中特别强调，愚顽的人，干说万说不从；浮诈的人，好吃好穿不改。如果不申明法度，严加约禁，恐怕习惯已成，不肯立即改变。风俗纪纲，是本院的职责；振扬法度纪纲是本院应做的事。如有不服从的，处罚或用法律整饬，自有朝廷的三尺大法，怎能宽恕呢？请不要后悔。以上十二条乡约要严格遵守，有三起违犯的事情发生，对州县卫所的掌印官要处罚，违犯次数多的，对掌印官要参酌处理，或降职罢官。
二
吕坤“移风易俗”中还颁布了禁酒令、禁赌令和取消封建迷信的活动。他指出，酗酒极大增加了发案率，本院以前在按察司审查判决案件，遍览山西重罪囚犯的招供名册，除强盗奸情等囚犯外，打死人命的有863起，其中因酒而打死人命的有707起，这样被打死的和偿命的，共有1724条人命。那些自己醉死、坠崖坠马而死、痰火成疾而死，还有坏事误事、丧德丧家、殴打妻子致祸的，又不知有多少。所以，吕坤在《禁约风俗》中规定：今后民间饮酒务必要有节制，卖酒的店铺不许纵容苦劝客人喝酒，如有斗殴伤人，是由喝酒引起，要以刑法制罪。衙门要调查是在哪家的酒店喝的，造成人命的，一定要干连。对于赌博，吕坤认为，此乃是败家的重要原因，是做贼的根本缘由。开赌场的如同窝主，不动手就分到钱财；赌搏的如同盗贼，结伙哄骗他人。对这些人如不严打重究，地方怎能安宁？各州县卫所的官员，在所属的城市乡村印贴告示，凡有拿获真正赌徒的，即在每个犯人名下追银十两作为赏金。吕坤还反对大建寺庙、大搞祭祀、大办节会。他认为，祈雨谢雨，只在各庙烧香即可，请僧道设斋坛向神佛祈祷已不妥当，何况搭高棚大台，张挂锦绣，上演杂剧呢！这样造成男女混杂淫狎，街市拥挤，奸人盗贼乘机作案，往往有人失节丧命。不只是亵渎神明，耗费财物而已!至于修盖寺庙，铸塑神像，金碧辉煌，栋梁巍峨，徼不到福，反而迷惑百姓。他要求，以后凡州县寺庙等处，原已经坏了的改为公用，新修整的作为约所。至于元宵节大放烟火大造花灯，尤其无益，以后除乡社土谷、先祖坟茔，要虔诚斋戒以礼祭祀外，其余的祭祀一律停止。违犯的，没收其会钱，买谷预备赈济灾民，对领头的人按法律治罪。元宵节砍树插门上的，按照禁止在山上砍伐的条例，发配到烟瘴之地充军。
吕坤还严厉打击造谣惑众者和黑恶势力。他指出，造谣的人无端捏造是非，见影生风，或平起满街议论，或写贴匿名传单，或擅自编造歌谣戏剧，或讲说闺门是非，除造成人命的即与偿命外，乡约的人凡能指出造谣者的，立即将造谣者绑缚到官府，有关官员依法重治。拉着犯人在城市乡村游街，仍写一面“奸诈贼民某人”的大字竖睥，钉在本犯门左，在申明亭记恶，初一、十五在堂上朗读，良民不与他往来。吕坤在《恶风十戒》中指出，对于一些横暴之民，乡约保甲不敢管理。这样，百姓受到伤害，官府还不了解这些恶人做的坏事。为此，特将民间那些有灾难痛苦的人另提出来，规定在禁止条款之内，有关官员不时访问违犯的人，加以重治，这样善良人才能安生。为此，吕坤在禁止条款中将黑恶势力的表现及惩戒单列：凶暴的游民喝血酒结成死党，或假称别人欠了他钱，或捏造骗人赌博，抡棍操刀，或在夜间劫人财物，或在白天明目张胆抢劫。这些凶民，一人有了仇怨，众人一同替他报仇；一人告状，彼此都相帮。又结交衙门皂快，串通一气诈人钱财，互相隐瞒罪行。这些凶民，除了宗室子弟由各郡自己管教，各府分别约束外，罪恶严重的自有国法，可上奏处置。郡府不能管理的，一起参劾究问。其余的党棍，告示出来之后，限五天不自行解散的，本院访知拿问，依法重治。每人都重视性命和家庭，等后悔就晚了。
三
吕坤“移风易俗”中破旧立新，弘正能量，倡树新风。吕坤极为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，尤其重视对时代风习和世道风俗的教化和引导，以便达到移风易俗而有利于正道的目的。对于好人善事给予大力弘扬表彰。他在山西实行的《乡甲约》中单列《纪善以重良民》中指出：“为纪善以重良民事。天理在人心，个个都有，那一个人平生没一件好事？那一日不说几句好话？所以朝廷设那旌善亭以记善民，使为善之人名姓褒扬，不善之人知所羞愧。”“我今置一本‘纪善簿’放在乡约中，凡我百姓，不论贵贱贫富、老少尊卑，有一善事，不论大小，四邻报于甲长，到那会日，举在乡约里面，将那好事就记在‘纪善簿’上。天长日久，好事渐多，州县官吊查真实，类报本院。或各道出巡，吊查那乡约善簿，细细分别，谁是大善，谁是小善，谁是真善，谁是假善，谁人善多，谁人善少，逐一等第明白，以凭轻重礼待。”（《实政录》卷五《乡甲约》）在《计开善行条件》中，吕坤列出了20项可以记录在“纪善簿”中的善行，如孝顺父母、尊敬长者、施舍贫者、救人难者、劝人和解、修桥补路、拾金不昧等等。他还对这些纪善者实施奖励：“百姓有大善，人所共知，众所推服者，许约中连名不时揭报。掌印正官申详本院，以凭优奖。其尤关系风化伦理者，仍送牌匾鼓乐花红，以示旌异。”吕坤早年自称读史书见有厚德高行的人士，心里就很羡慕，闲时就汇集成册为《厚德传》来敦化时风世俗。听闻本县人殷西池为他的乳母养老送终，便每年以祭祀先人的礼仪拜祭；其妻张氏的父母年老贫苦，无所依托，便迎来养老而没有丝毫厌烦，张氏父先去世，殷西池嘱托他的儿子要如侍奉自己的母亲一样来侍奉张母，去世后便将二人合葬。吕坤称颂殷西池有唐代杜黄裳之报其怨婿韦执宜、韩昌黎之报其乳母李正真的“仁义”风范，并记录下来以示赞扬。
吕坤居乡期间，注重“德泽教化”（《吕沙随先生祠》），撰写《四礼翼》、《四礼疑》两部议礼著作，纠正不合礼之行为，化民从俗。万历元年（1573），吕坤38岁时写成《四礼翼》一书。之所以称之为“翼”，意在于“豫四礼之先而继于四礼之后者也”，也就是要使冠、昏、丧、祭四礼贯通终身而受用。鉴于六经微言奥义不容易理解，四书又为日常必须诵读之本，吕坤在该书中就以民间日用常行，浅近鄙俗，家喻户晓的语言、事例、实例，将童蒙成人之教、婚丧嫁娶之礼、事生送死之仪、和亲睦族之化条分缕析，使之浅显易懂，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，从而也达到了使幼有所学、老有所安，立教以终身的目的。这也正是“四礼”所以为人道之始终的主旨，也是他早年在家乡关注世俗风化教育的思想呈现。为了有效地和亲睦族，移风易俗，改良风气，后来吕坤在京城吏部任职时，用自己的俸禄和朝廷的赏赐在家乡创置 “孝睦田”，用来抚恤族人，尤其是为贫困者婚丧、衣食、求学等提供资助。
吕坤以歌劝诫，引导世风。吕坤致仕后家居20年，虽然不能再借助官府的力量，仍然热心于礼义教化。吕坤在所作《好人歌》中表达了他的民俗民风教化的“人之为人”的基本观点，那就是做个守忠信、重孝悌、知廉耻、明礼仪的好人，“百年一去永不还，休做恶人流世间”。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撰写《宗约歌》85首，劝同宗笃亲、友爱。吕坤感叹一宗一族之人多是名分尚存而人情不相洽，撰写此约歌旨在和亲睦族，即是：劝，事合当为则为之；戒，事不当为则不为之。他用极通俗、浅显、明了的语言乃至乡俗俚语，使听者入耳悦心，欢然警悟，如劝祭祖、孝亲、敬长、和邻、爱身、勤业、节俭、忍让等，戒不孝、忤逆、贪财、赌博、争斗、强盗、邪教、杀生等。此外，吕坤认为妇女是撑起一家兴旺的半边天，因而很重视妇女的道德伦理教化，写《闺戒》旨在用封建的道德以作劝诫。清代著名学者颜元对吕坤的事功和学术深为叹服，称之为大学术、大经济，是近世的大儒。他将吕坤所撰写的《好人歌》《宗约歌》《闺戒》以及早年编写的《小儿语》等共六种汇编成一册，名之为《通俗劝世集》，认为具有劝世、启蒙的教化功用，而且这种浅近通俗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利于世俗道德教化的普及，并为之作序，刊刻发行于世。
四
吕坤“移风易俗”中还建制宗约，以化民俗。他关心乡民疾苦，关注社会秩序的建设，“为乡士大夫先约孝义会，助不能葬娶者；制布絮、煮粥，施啼饥号寒者。恤贫周急，岁以为常。又约野老会，勖农桑、廉疾苦诸状。一时衣冠豪霸，皆严惮先生，欲为鱼肉乡里事不可得间”（《吕司寇颂德碑记》）。吕坤还多次以俸金捐赠乡族，“自两税外，祖墓祭扫，宗祠营建，家学馆谷，宗族贫者之婚丧、衣食，咸取给焉”（吕坤《宁陵吕氏孝睦田碑》），充分显示了他富贵不忘族人的伦理情怀。他和兄弟一起大力提倡吕氏宗约。他制定宗约，宗约的赏罚用记录在册的办法,记善的叫鹄史，记恶的叫颚史。这都是吕坤发明的新词和新法。其做法体现了古人“在朝美政，在野美俗”的理念。
吕坤15世孙、宁陵吕坤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吕益中介绍，明清时，吕氏族人将宗约所设在宁陵县阳驿乡的吕小楼村。而首倡吕氏宗约所者，进行家族建设的倡导者和领导者，即为吕坤。现存《宁陵吕氏家志》显示，其中例义和宗约的详细规定，均出自吕坤之手，如《吕氏宗约序》、《孝和会约序》等。他的初衷是约束族人，使其“唧唧向化”（清康熙十三年《宁陵吕氏家志》)，“为崇礼教，以遵祖考，以亲骨肉事”（《宁陵吕氏家志》卷首）。吕坤撰《荒茔图》和《茔训》，专斥阴阳家迷信风水之说，务期后代严守所定儒家葬法。他以《宗约歌引》歌谣形式劝诫族人，以《身家衰盛循环图》直观形式训诫族人，使之尊崇孝、悌、睦、仁、义等礼教。通过宗约所的建立，并置孝睦田、处置族产、抚恤族人，使家族组织完善，令族人互助共处，这些都是吕坤有利于宗族事务的贡献。
“风成于上，俗化于下”。移风易俗的目的是通过风俗改造，优化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，提升从政者和群众人文素养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。风俗之变，关系盛衰。以吕坤为范，倡导移风易俗，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，既是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需要，也是每一个公民责无旁贷的义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