审判长：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，有吗？辩护人：被告人的权利是提出申辩！审判长：我现在问，请遵守法庭的指挥。辩护人：我们反驳控方的证据就足够了！审判长：你刚才不是反驳完了吗？审判长：被告人王某，我现在问你有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？辩护人：你说没有举证的义务！被告人：没有举证的义务。我们证据已经很多了，证据已经很充足了。辩护人：我反驳你的证据就足够了。审判长：辩护人……辩护人：辩护人怎么啦？审判长：你再不按照法庭的指挥，我给你讲……辩护人：你这种指挥值得受尊重吗？审判长：你语言要……辩护人：我再次强调，被告人跟他的辩护人只有反驳的权利，没有举证的义务。审判长：我现在问你有没有证据向法庭交？辩护人：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举证的义务！审判长：那就没证据是吗？辩护人：听得懂就听，听不懂就不是讲人话！审判长：辩护人，现在我给你讲，这边是在同步录音录像，你这样子讲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按照法律的规定，是辩护人抢话：有本事……，你不就是滥用这法庭指挥权嘛。审判长：什么滥用指挥权。辩护人：你怎么问是你的事，我怎么回答是我的权利。审判长：你刚刚用的什么语言？辩护人：我什么语言？我已经告诉你，被告人跟他的辩护人没有举证的义务。审判长：我现在问你有没有证据提交？你说没有就没有。辩护人：我就说没有举证的义务，我凭什么按你的规定来回答。你怎么问是你的事情，我怎么答是我的权利。窃以为，这段庭审表达来看，法官与律师是文不对题。法官问的是，辩护律师有无证据提交？辩护律师回答，辩护人没有举证义务。一问一答，不在一个频道。法官也未进一步解释问题，而辩护律师在重复答案。实际上，辩护人在法庭上，有权利提交有利于辩护的证据的，而无义务提交不利于辩护的证据。所以，法官可以简单释明一下“我问的是你有没有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提交”，这时候，辩护律师不能也不会重复上面的观点了，而可回答“我没有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提交，也没有提供指控被告人证据的义务”。这样的一问一答，就涣然冰释了，旁听的人也很清楚了。所以，法律人在法庭上的表达，须有深度，清晰、准确、周密，不要给留下疑问。法官与律师都要辩才无碍，像《晏子使楚》之类是最佳的教材。

顺便说下这个庭审案子的背景。据悉是一个交通肇事案，辩护人做无罪辩护。该案中，被告人驾驶不合格的车辆，超速行驶，撞到前方拐弯的两轮摩托车，导致被害人当初死亡。交警认为被告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。辩护人是无罪辩护，认为当时两车距离甚近，即使车辆正常，被告人也反应不过来，故不该负事故责任（笔者注，辩护人的意见是不能预见的意外事件）。窃以为，此种疑难案件，可以做个实验试试，确定事发时能否反应过来，及时制动？以准确还原事实。
律师在法庭上，目的在于说服法官，所以律师的表达，应一言中的，直指人心。在法庭上怼法官，不是一个好现象，但是比那些没有原则唯唯诺诺的律师，又似乎负责点。就本事件而言，律师的态度与案件的审判，是两回事，桥归桥路归路，律师的态度须改进，但是案子务必要公正，不能因律师的表现而累及案件的当事人命运。
从人性角度而言，无论法官、教授，或是律师、公众，往往都本能地将自己视作最后、最高、最智慧、最公允的裁决者——但实际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都终将接受现实的拷问与历史的裁判。——吕良彪
曾经，知名法学教授、兼职律师孟勤国先生写了篇论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《法学评论》上，从学术角度对绍兴中院、浙江高院、最高法院三级法院法官对其所代理的某起案件自由心证的“任性”进行了批评。孟文引得众多法官“抱团反击”，还有知名检察官微信撰文“拉偏架”，而当事教授、诸多学者、相关刊物主编亦纷纷撰文回应。演变成一起教授（兼职律师）当如何批评法官与裁判的公共事件。那么，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各自职业伦理的边界何在？ 
一、法官的职业伦理：法官应当如何面对批评？
1、法院裁决可以批评么？这显然不应该是一个问题。无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，判决均应当公开。公开不仅包括为公众所知悉，亦包括被公众所评判，包括否定性的批判。——当事人的上诉与申诉，就是对法院判决最直接的否定与批判。
2、裁判法官可以指责么？法官行使审判权，理应受到公权力内部以及公众的监督与制约。但司法审判的特殊规律，要求法官具备某种独立性、中立性，故非因贪腐或无力履行职责，原则上不应被去职。司法独立性原则，使法官理应具备某种不应被轻易免职的职业特殊豁免权。——但，这绝不意味着法官的行为不可以为公众所评判，包括被充当代理人的律师所评判。
3、批判法官及其裁决当受到何种限制？对此，可参照沙利夫诉纽约时报案所确定之原则，即批评者有“实际恶意”。往往，刻意捏造方被视作“实际恶意”；此外，对法官个人过度侮辱、诽谤性语言应当受到约束（如南京法院对上诉状中写“操”字侮辱法官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拘留）。而从法治的基本原则上考量，公权力是需要对自身的合法性、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的，是需要接受公众质疑与评判的。
所以，针对公众的负面评判，法官作为公权力的掌管者与行使者，需要做的是平静、理性地进行“必要”回应：如果判决中已经充分说明，法官自可沉默；如果判决中未能说明，法官当补充说明即可。——无论如何，法官过于敏感的反击，甚至屡屡出现“抱团反击”，甚至连某些有特殊影响力的法官也加入到反击的“战队”，实在是一种不淡定、不自信的矫情。而某些法官、检察官文中透出来的某种阴阳怪气则确实令人深感遗憾。究其原因，还是缺乏应有的自信、底气及在此基础上的宽容与淡定。——在强势的党政权力压迫与不信任的公众质疑间，法院实在缺乏应有的权威、公信与定力、法官实在缺乏应有的权威、公信与定力。
二、律师的职业伦理：律师应当如何批判法官及其裁判？
1、律师尊重法庭、尊重法律与批评法官、批评判决并不矛盾。律师需要遵守法律，尊重法庭。法庭、法官行使审判权亦当严格遵守法律要求。——敬畏法律，是对法庭与律师的共同要求。
2、案件审理过程中，代理人、辩护人原则上不应公开批判法官，以免事实上出现可能的诱导媒体影响司法。但，至少应当有如下例外：其一，审判过程中出现明确的程序违法，或有证据的法官贪腐；其二，审理过程中公检法或对方当事人单方出具对本方当事人不利之信息，而法庭不予制止甚至推波助澜的；其三，一、二审裁判作出，案件出现阶段性结果，律师可进行评判乃至批判——最典型的批判便是上诉与申诉。此时公开批判，不过是上诉、申诉意愿与理由的公开展示而已。
3、律师有权自由批判法官及其裁判，只要不刻意捏造事实及使用明显不当的侮辱、诽谤或其他不当言论。个人建议，律师最好也应通过独立第三方媒体批判法官、判决。律师作为案件代理人、辩护人，原本就是服务于当事人的，以自身名义批判法官及其裁判无可厚非。邀请第三方媒体进行批判，更多地是为了增强这种评判乃到批判的公信力。
通观孟教授《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——最高法院（2013）民申字第820号民事裁判书研读》一文，全文限于对证据采信与说理之评判，文中虽有“摆弄证据”、“滥用自由心证”、“裁判结果无理和不公”、“荒谬至极”、“荒唐至极”之类用词，但均属对法官行为之评判，且并未涉及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——这也就意味着孟老师此文既不涉及事实，也不涉及侮辱诽谤。至于否定性评价，完全在言论自由与学理评价的正当范围之内。
如果说孟文事件中可能存在瑕疵，或许便是孟教授身为武大教授，而《法学评论》又属武大法学院学术刊物，当避“瓜田李下”之嫌。但若是孟文完全具备应有之学术价值，如此“内举不避亲”亦不失为一种坦荡。
当然，如果《法学评论》在发表孟文时能够载明作者的代理律师身份，或在其后再刊发具有代表性的各种意见，很多分歧相信应该能够避免，讨论亦必将更加深入。如果能就法律人（法官、律师、教授等）公共评论的伦理与规则产生建设性成果，则其意义又将超越孟文及其争议本身。
敬畏法律，是对法官、律师与教授的共同要求。律师没道理，还是法庭不讲理？——律师“骂”法官事件，不妨回归案件本身进行评判。无论法官、教授，或是律师、公众，往往都本能地试图将自己视作最后、最高、最智慧、最公允的裁决者——但实际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都终将接受现实的拷问与历史的裁判。